冷戰悲劇: 鄧麗君為國府安全局三處人員   洛卡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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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君的歌聲開始在大陸民間流傳時,有人斥之爲宣揚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靡靡之音而大加鞭撻。我想這與當時所流行的歌曲有一定的關係。當時鄧麗君的演唱風格已漸成熟,舒緩抒情,聲調不高,符合那些人的評判條件。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聽慣了說教和頌揚內容的口號式歌曲,鄧麗君婉轉抒情的歌聲, 帶來一種十分新鮮的感覺。特別是歌中愛情的主題對當時尚未完全脫離藍灰色氛圍的青年人帶來一種蠢蠢欲動的催動力量。雖然主流媒體從不播放鄧麗君的歌曲,但在日常生活中,鄧麗君的歌曲幾乎成了青年人時髦的象徵,許多青年人按照鄧麗君歌曲的教唆談起了情,說起了愛。戀人們也敢于在公開場合拉起了手,摟起了肩。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鄧麗君的歌聲在當時給大陸社會生活所帶來的衝擊有多大。

那時的日本,由于現代科技的飛速發展,獨領亞洲流行歌壇之風騷。臺灣雖然是華語流行歌壇的中心(那時香港的大牌歌手很少唱國語歌),但由于科技方面落後于日本,在歌手的培訓和樂隊的配器等方面仍落後于時代,因此,不少成名的歌手,像歐陽菲菲、陳美齡、翁倩玉、陳芬蘭、王芷蕾等,都到日本淘金。鄧麗君能被日本的唱片公司看中,我想主要還是看中了她在演唱中所表現出的巨大潜質。果然,在接受了正規化的演唱進修後,加上現代化流行樂隊的烘托,鄧麗君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天賦,終于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風格,攀升到亞洲一流流行歌手的地位。

 

 

   談到她在日本選擇的樂隊,鄧麗君十分滿意。她說:我和他們合作的很好,所以每次到東南亞地區演唱,都帶這支樂隊。在當時電子樂器橫行之時,鄧麗君却堅持要在樂隊中加入中國的傳統樂器。用她自己的話說,雖然自己身在日本,演唱時要穿日本的服裝,唱日本歌曲,但終究自己是一個中國女孩。
    
我忽然想起有一家網站曾出過這麽一個調查題目,大意是:你是否認爲鄧麗君很中國化?我記得許多人都認爲。我呢自不必說,單憑她對樂隊的構成這一點來看,就足够了!

 

我不想多談鄧麗君悲傷的戀愛史,也許這是老天有意要把她留給所有喜愛她的億萬歌迷吧。  許多人都知道鄧麗君因護照事件曾被臺灣當局禁止返台而流亡美國。在美國期間,鄧麗君舉辦了兩次巡演,第一次由于準備不充分而失敗了。1980年夏,在友人和唱片公司的幫助下,第二次巡演獲得了巨大成功,拓展了她在海外華人中的影響。之後,大陸有關方面曾有意邀請鄧麗君回大陸,臺灣方面也由于鄧麗君在美國的成功,請她返台。鄧麗君還是回到了臺灣。


    
如果說,1981年之前的鄧麗君還僅僅是一個普通歌手的話,那麽,重返臺灣後的鄧麗君,已經身不由己的捲入了台海兩岸鐵幕紛爭的政治旋渦。儘管臺灣已經在1980年開始了民主政治的轉變進程,但鐵幕仍然很沈重。臺灣方面利用鄧麗君在大陸及海外華人中的影響,開始打起鄧麗君牌,鄧麗君被作爲對大陸的一種統戰工具隆重推出。當1981年春節前,北京的一些媒體披露大陸有關方面邀請鄧麗君回大陸演唱的消息,幷采訪了鄧麗君在大陸的幾位親人以示渲染之時,海峽那邊的鄧麗君却被一次次勞軍演出所包圍。在那些明顯帶有政治傾向的演出中,當主持人問到她大陸的邀請時,鄧麗君可以說是十分無奈地表示:我回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那一天


    
我曾聽過鄧麗君在臺北和高雄的兩場勞軍演出實况錄音,主持人分別是田文仲和淩峰先生。特別是光頭淩峰,直到現在,每當我在電視堿搢鴠L,總是聯想到,他也曾參與了對鄧麗君的陷害。我搞不懂,在爲鄧麗君的演出做主持時,他的反共口號遠比鄧麗君響的多,何以他能回大陸,而鄧麗君却不能?
    
實際上,在1981年,臺灣當局還把劉文正置于同樣的境地,因爲劉文正和鄧麗君一樣,是最早影響大陸的兩位臺灣歌手。可能是由于鄧麗君在國際間的影響更大一些,所以,劉文正主演的電影《星期六約會》後來可以在中央電視臺播出,而鄧麗君就慘了,我只在電影頻道看電影《愛情躲避球》時,聽到過她的歌聲。我記得,1981年臺灣的十大歌星評選中,歌迷有權評選的似乎只有郭金髮、陳淑樺等八位,另兩個名額早已經預留給鄧麗君和劉文正了。在這樣的背景下,鄧麗君怎麽還有被邀請回大陸演唱的可能呢?

 

 

“鄧麗君是臺灣間諜。”

這一驚人的消息是在鄧麗君突然死亡事件發生後不到一個月,19956月中旬,由臺灣大衆雜志《獨家報道》6月刊首先報道的。

《獨家報道》是臺灣國民黨派系新聞媒介中的由“台獨”派系掌握的綜合性雜志,19956月刊以醒目的標題,詳細報道了《獨家報道》雜志社記者對原國民黨高級將領、退役少將、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設計委員會(顧問)、主任審查官谷正文先生的采訪記錄。

 

在接受采訪中,谷正文直言不諱地指出:“鄧麗君是‘臺灣國民黨國家安全局’的秘密情報工作人員。隸屬于‘臺灣國家安全局’第三處,由當時的三處吳處長負責單綫聯繫(吳先生于1994年死于癌症)。而配合協同工作的則是我所在的臺灣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統計局。”

 

《獨家報道》的這一采訪報道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許多新聞報紙和雜志社的記者紛紛爭先恐後地對谷正文先生進行了新聞采訪。谷正文對所有前來采訪的記者均一成不變地表明:“鄧麗君的確是臺灣國家安全局的間諜”。

1995624日,《香港信報》對此進行了專題報道。199578日,日本《現代周刊》也全文刊登了日本記者吉野先生發自臺灣的新聞采訪,重新證實了“鄧麗君是間諜”的爆炸性新聞。

 

1996131日,原日本電波新聞社報道部部長、報道事業董事、日本著名記者宇畸真先生以及自由作家渡邊也寸先生,兩人共同合作對鄧麗君的生平進行了長達4個月的追踪采訪調查。他們分別對臺灣、香港、日本及泰國等地的與鄧麗君有過關聯的人物以及團體進行了實地采訪和資料調查,最後共同撰寫出版了《鄧麗君的真實》一書,在《鄧麗君的真實》一書的編後記中,宇畸真先生不得不遺憾地寫下了以下記述:

 

首先,在鄧麗君活著的時候,我們沒有對鄧麗君進行一次新聞采訪,也沒有能親眼目睹其真實人物的風采。同樣,我們也沒有在卡拉OK時唱過鄧麗君的歌曲——也就是說我們不是什麽鄧麗君的歌迷。

 

但是,在本次追踪調查采訪開始之前,我們一直對鄧麗君持有這樣一個認識:即爲什麽認爲鄧麗君是一名具有極大魔力和魅力的臺灣歌手,她演唱的歌曲只要人們聽上一兩句,它就會鑽進人們的心靈之中,使得人們怎麽也不能把它忘却。

當我們的追踪采訪開始之後,我們的面前便不斷展出了一幕幕激動人心的人生悲劇。鄧麗君的一生的確太富有戲劇性了,在持續4個月的追踪調查采訪中期間,我們似乎也進入了那個淹沒了鄧麗君的時代中去了,鄧麗君的一生再現了整個臺灣的現代史,在追踪調查采訪鄧麗君的過程中,我們對臺灣看得越來越清楚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中國。

 

關于鄧麗君是間諜一事,我們的結論是肯定的。然而,我們的本意原幷不是這樣的。我們的注意力也不僅僅只是集中在這一點上的。但是,非常的遺憾,結論恰恰相反,對于鄧麗君本人來說,在她所生活的那個時代(60年代後半期),她所能選擇的道路也只有這一條。我們所要說明的也正是這一點,即當時的社會現實迫使鄧麗君走上間諜這條道路。

 

在天賦才能的基礎上,鄧麗君通過自身不斷的努力和奮鬥,使她自己的人生綻開鮮艶的花朵。然而又太短暫了。天賦的才能本來應該能够使鄧麗君的一生只沿著歌手的軌道延續下去,但是冷酷的國際政治舞臺。鄧麗君的一生中曾幾次身臨險境,這可能就是所謂的社會現實吧……”

 

證實鄧麗君“間諜”身份的主要消息來源是一位元元元年近7旬的國民黨軍隊退役少將谷正文先生。他是國民黨政府的一位老牌高級特工,在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系統(軍統局)中從事情報間諜工作長達34年之久。現在雖然因年邁體弱退役在家,但仍擔任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顧問。1995年他撰寫了個人回憶錄,記述了自己從事情報間諜工作的一生。對于國民黨政府軍事情報統計系統(軍統局)的特務組織的歷史見證人。同樣,關于鄧麗君是否是國民黨臺灣政府的“間諜”,以及鄧麗君被收編爲國民黨間諜的經過,谷正文先生正是當事人之一。因此,谷正文的個人經歷以及他的發言是否可靠是涉及到“鄧麗君是間諜”一說的真僞之關鍵。

 

這塈畯怑漸對國民黨政府特務組織,“臺灣國家安全局”的由來略作交待。

關于現代臺灣國民黨特務組織,其系統之龐大,人員之複雜幾乎令人無法辨別,但從基本組織系統來源上大致可分爲“軍統局”特務系統和“中統局”特務系統兩大派系。“軍統局”特務組織是由戴笠受命于蔣介石創建的“中國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特務組織的簡稱。而“中統局”特務組織則是由蔣介石的把兄弟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的“CC派系”沿續而來的“中國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的簡稱。“軍統局”特務廣泛滲透于軍隊、警察、行政機關和交通運輸部門;而“中統局”特務則主要分布于國民黨各省、市黨部、鐵路公路特別黨部內,在學校、工廠、以及社會的各個部門設立“國民黨黨員調查網”,進行各種特務活動。

 

1949年隨著國民黨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垮臺,中國大陸的“軍統”和“中統”特務組織分別受到沈重的打擊,土崩瓦解,1949820日,蔣介石親自出馬,在臺北市的圓山親自召開會議,將“軍統”和“中統”特務組織合幷在一起,成立了“政治行動委員會”,重新組編了一套新的特務組織,幷專門在臺北的士林設立了所謂“石牌訓練班”,對特務人員進行特殊訓練。當時,這一特務組織的主要任務是:對臺灣島內的“反黨、反政府”人士,實際上的反蔣人士進行監視活動,給他們扣上“中共潜伏分子”的帽子,進行逮捕、關押和處刑,同時對臺灣島外進行一系列的間諜情報工作。

 

當時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委員有:蔣經國、唐縱(內政部警察總署署長)、鄭介民(國防部副部長)、毛人風(國防部保密局局長)、葉秀峰(內政部調查局局長)、張鎮(憲兵司令)、毛森(保密局臺北辦事處副主任)。其中唐縱爲主管。在“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立不到一年後,特務組織的主管權全部轉移到了蔣經國的手中。1950年,“政治行動委員會”改稱爲“總統府機要資料組”,被正式編爲國民黨臺灣政府的機關。1954年又因蔣經國就任“國防最高會議”的副秘書長,所以“總統府機要資料組”再次更名,正式成立了“國民黨臺灣政府國家安全局”,由當時的“國防最高會議”直接管轄。

 

爲了加强特務組織對社會各方面的監視和控制,各個政府機構和各個民營、公營企業內部均在人事部門中設立了“公安室”而“公安室”的工作人員均由“臺灣國家安全局”直接指派。同時,他們還在社會各界大肆搜羅情報人員,形成了一個“民間情報網絡”。這種大規模的特務組織網路不但使臺灣的平民百姓對其十分懼怕,就連許多外國政府機構對它而已是敬讓三分。這就是人們所經常提及的“臺灣政府的特務政治”。

 

谷正文早在1935年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情報統計局尚未成立之前,就加入了國民黨軍統局特務組織的前身—藍衣社,從事特務情報工作。他在軍統局持續工作了34年。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曾受國民黨軍統局的派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115師中任政治大隊長。在此期間,他不但搜集八路軍的內部軍事情報,而且還負責國民黨軍隊在山東省區域內的對日僞軍的諜報工作。抗日戰爭結束後,谷正文奉命重新返回國民黨軍統局總部,負責華北地區的軍事情報工作。他是國民黨在中國共產黨華北解放區的特務情報組織的主要負責人。

 

1949年,谷正文隨國民黨軍統局總部一同逃至臺灣。在國民黨特務組織大規模改編重組以後,谷正文繼續任臺灣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特勤處主任,主管臺灣進出入境審查管理業務。據有關資料顯示:谷正文曾是19554月“萬隆會議”中國代表團專機爆炸事件的主謀,當時,臺灣特務組織的主要暗殺物件是周恩來總理,後因周恩來總理臨時更換了專機,幸而免遭暗害。但是,按原定計劃乘坐專機的中國代表團其他人員,却在飛行途中因定時炸彈爆炸而全部殉難。

谷正文當年在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中的職務是少將主任審查官。退休之後,谷正文仍繼續被臺灣國民黨國防部長聘爲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設計委員,一直充當顧問的角色。

 

由這樣一位人物所提供的“鄧麗君是間諜”的情况,其分量是可想而知。請看具體細節。

根據谷正文的叙述,當時的情况如下:

 

1968年夏天,鄧麗君收到了來自新加坡的演出邀請書,她被邀請參加于1969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劇院舉行的“慈善音樂會”的演出。爲此,年僅15歲的鄧麗君向臺灣國民黨政府的有關部門提出了出境申請。由于當時向臺灣國民黨政府的有關部門提出了出境申請。由于當時鄧麗君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申請的還有鄧麗君的母親趙素桂。

 

當時,中國大陸正處于“文革”的動亂之中,而臺灣仍處于蔣介石頒布的軍事管制戒嚴令期間。整個臺灣社會在國民黨憲兵的嚴格軍事管制之下,各種民間社會活動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緊”地監視著,不言而喻,當時臺灣的出入境管理制度就更嚴格了 。在那一時期,進出臺灣的任何人都毫無例外地受到臺灣國家安全局的嚴格審查。

 

“這一制度連外交部長都不得例外——這是直接來自蔣介石的指令。”谷正文不無感慨地回憶說。

 

在出入境申請的審查過程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專案,即申請人是否能够利用他(她)現有的條件爲臺灣國民黨政府進行情報工作。

 

在鄧麗君遞交了出境申請之後,臺灣國家安全局不但對鄧麗君本人進行了嚴格的審查,而且對鄧麗君的家族也進行了全面審查,當時負責對鄧麗君家庭進行審查的主管部門是“臺灣國家安全局”第三處。

 

“臺灣國家安全局”第三處是專門負責對外關係以及向海外選拔派遣特別情報人員的管理部門。審查中,由于鄧麗君的父親鄧樞爲是原國民黨軍隊的下級軍官,而其母親趙素桂的家庭中尚有部分成員仍生活在中國大陸,爲此,當時的“國家安全局”第三處的吳處長親自拿著鄧麗君的個人檔案和厚厚的審查資料,直接來到了“臺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負責此方面工作的責任部門就是特勤處,谷正文就是當年的特勤處少將主任審查官。

 

根據谷正文的回憶,自從1949年國民黨蔣介石改編重組國民黨特務系統以來,“特務政治”的行動方針一直主導著臺灣國民黨軍隊、政府和民間社會。許多臺灣的民間人士、知識份子以及文藝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條件下,被收編進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屬于需要出境,爲了得到出境許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臺灣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交換條件,被收編爲“臺灣國家安全局”的情報工作人員的。鄧麗君正是屬于這一類。

 

在谷正文的叙述中,他還提及了另外一個當時在臺灣較爲著名的人物,即臺灣歌星白嘉莉小姐也是和鄧麗君一樣,爲了出境演出的需要,不得不充當臺灣國民黨政府的情報工作人員,利用其藝術活動的有利條件,奔走于沙烏地阿拉伯等中東國家,爲臺灣國民黨政府傳遞情報和充當“使者”。直到白嘉莉小姐結婚後,才解除了她特務情報人員的身份。

 

關于這些被收編爲情報人員的民間人士的作用和任務,谷正文進一步解釋說:“像鄧麗君這樣被吸收進來的特務工作情報人員,原則上與其他專業間諜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她)們不承擔那些需要特別間諜技能的諜報工作,而只是利用他(她)們現存的條件,在適當的情况下爲臺灣國民黨政府效勞而已。”

 

綜上所述,鄧麗君于1969年爲了出境演出,不得已被收編爲“臺灣國家安全局”的情報工作人員一事已得到了有力的證實。然而鄧麗君當時只有15歲,鑒于當時臺灣的歷史環境, 可以確定,鄧麗君成爲“臺灣國家安全局”的情報工作人員一事完全是不得已之舉。此外,鄧麗君不是那種真正的間諜人員,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個資訊傳遞媒介而已。

 

“鄧麗君是‘臺灣國家安全局’的情報人員”這一消息引起了臺灣社會各界的巨大反響。首先是鄧麗君的家屬對此事采取了斷然否定的態度,長兄鄧長富針對《讀家報道》雜志的文章,代表鄧家向新聞界發表了以下聲明:

《獨家報道》雜志的采訪報道文章是在沒有對我們家屬進行任何采訪的基礎上編寫的,是對鄧麗君本人的侮辱,作爲同是記者的我本人,爲它感到羞耻。

然而,針對鄧麗君家屬們的發言和其他一些不同意見,谷正文分別在不同場合接受了許多不同新聞報紙記者的采訪,在采訪中,谷正文不但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幷且對一些反對意見進行了尖銳的反駁。

 

“我所說的都是事實,我現在已經年邁體弱了,在餘下來的時間堙A我幷無什麽其他所求,我只是作爲歷史的見證人,說一些事實而已。”

 

“如果鄧麗君的家屬們或者其他什麽人,認爲我是在胡說八道的話, 那麽就請到法院去告我好了,到目前爲止,“國家安全局”還保留著鄧麗君的全部檔案,到時候請法院去查閱一下,就完全可以知道是誰在胡說八道了。”

 

說也奇怪,在谷正文面對一片不信任的議論和評論,提出以上可以對簿公堂的講話被公開在報紙雜志上以後,一切反對和不信任的意見和文章一下子銷聲匿迹了。

從那以後,時間已經過去了幾年,初聞“鄧麗君是間諜”令人十分驚訝,但在驚訝之餘,民間反應普遍傾向于同情鄧麗君。人們普遍表示:當年的臺灣國民黨政府以批准出境演出爲交換條件,將一名尚未成年的少女脅迫收編進國民黨特務組織系統之中,這種做法是任何時候都爲人之常情所不能容忍的。

http://www.hxbook.com/jrnjr/xiangce3.htm

 

鄧麗君與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秘密交往

Post on:200310081022(146)


著名歌星鄧麗君一直向往著到祖國大陸看看,舉辦個人巡迴演唱會。本文作者當年作爲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一名領導成員,奉命與她秘密交往三年。通過此文,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鮮爲人知的鄧麗君。

1
、開始與鄧麗君的秘密接觸

讓我們回到1986年。這年春天,新華社香港分社文體部的彭燕燕女士,在一位友人的家庭聚會中,遇到了鄧麗君。鄧麗君對這位元新認識的朋友非常熱情,臨別時表示,她很想與新華社建立經常性的聯繫,只是希望對外界保密。

自從中英開始關于香港問題的談判以來香港新華分社與社會各界的接觸日益廣泛。有一部分人士,由于種種原因,與新華分社的聯繫采取了秘密方式。其中包括一些港英政府的官員,一些著名的所謂親英人士,一些臺灣駐港機構的工作人員。

由于鄧麗君的特殊身份她要求與新華分社的聯繫對外界保密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分社領導層經研究後,確定由我負責,與文體部部長韓力和彭燕燕三人,保持與鄧麗君的接觸。當時我是中共港澳工委常委、新華分社的副秘書長,文體部的工作在我分管範圍之內。不過日常文體部與外界的聯繫,一般我不參與。這次確定由我負責,也是表示鄭重之意。

我與鄧麗君第一次見面是在跑馬地的亞洲飯店。這是新華社參股的一個飯店,有兩層樓房專供一些特殊客人使用。當晚七時,鄧麗君如約到達。她明眸皓齒,光艶照人,比照片上看到的要漂亮得多。她不施脂粉,衣著隨意。同她一起來的,是位剪著男型短髮的麥小姐,據介紹是搞電影的,曾拍過一部以孿生姊妹爲內容的片子。

過了一個星期鄧麗君設宴回請地點在利園大道上的麒麟閣酒樓。這家酒樓食客不多,環境幽靜。這次鄧麗君與麥小姐是直接從某處健身房來的,她神清氣爽,紅暈生輝,英姿勃發,顯出一股青春活力。

從此我們便成了朋友。每隔一段時間,她都要約請飲茶。只是後來麥小姐不大出場,可能她對這樣的小聚不感興趣,也可能是鄧麗君不太願意讓她更多地知道我們的談話內容。

2
、去內地演出、旅游的籌劃與擱置

在與鄧麗君交往時我發現她從不諱言自己清貧的家世。她說她父親是個老兵,剛到臺灣時生活相當困難。她小時候割過草、種過菜,穿著有補丁的衣服,放學回來,還要在媽媽開的小飯館媕陘u。

她也不諱言對祖國大陸的向往。她喜歡看香港出版的《中國旅游》,還購買了一套大型畫册《錦綉中華》。她說:祖國太大了,名川大川太多了,單看看那些照片,就令人陶醉。

經過這樣的談話之後,邀請她到內地演出,便成爲我們話題中的內容了。

不料她對到內地演出顯得非常興奮。她和彭燕燕單獨商量制定了一個演出計劃。她明確表示,不願意只出席一次晚會,唱幾支歌,而是要舉行個人演唱會。彭燕燕給她規劃的路綫是: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廣州。彭燕燕說:這樣,東西南北都照顧到了。鄧麗君聽了很高興,表示需要做許多準備工作。

所謂準備工作還包括一些技術層面的問題。當時內地的歌唱家很少舉行個人演唱會。而港臺歌星的演唱會,要有華麗的舞臺、燦爛的燈光、高水準的伴奏、高質量的音響。而這些,內地當時是不具備的。鄧麗君表示,這一切由她來籌劃。

但據我們觀察她在香港其實很孤獨很少參加演藝界的活動很少在媒體上露面也沒有自己的公司甚至連個經紀人也沒有。即便有公司願意爲她籌劃,事先也無法保密,可能又會成爲媒體的關注焦點。所以她的準備工作始終沒有落實。

最後這個演出計劃也就拖了下來未能實現。

鄧麗君的演出計劃拖延下來。我們便問她願不願意到內地作一次旅游?她問怎麽樣才能進入內地?我們建議她用個假名,持中旅社的回鄉證過關,然後由彭燕燕全程陪同。鄧麗君又興奮起來了,又和彭燕燕商量旅游計劃了。她提出,旅游時間最好是在冬季,因爲她想看雪。她很想在大雪紛飛之際,登上長城,一覽塞外風光。

然而她的這種頗具詩情畫意的計劃最終也未能實現。後來她告訴我們,另紙簽證的辦法幷不保險,她的一些到過內地的朋友,返回臺灣後都受到了情治單位的審查。她說臺灣的情治系統是非常厲害的,是無孔不入的,你們不能不防備。

臺灣的情治單位在暗殺旅美作家江南以後弄得聲名狼藉受到海內外的譴責。

但它對臺灣同胞來說仍有威懾作用。鄧麗君跟我們約會,經常變換地點,而且她一出門就要戴墨鏡、穿風衣,既是提防媒體發現,也是提防國民黨的特務人員。

3
、想在蘇州安個家

與鄧麗君接觸一段時間以後新華分社决定由副社長喬宗淮出面正式宴請她一次地點在赤柱的賓館。這堶鴐O佳寧集團老闆陳青松的住宅,佳寧破産後,新華社便買下來作爲賓館。

金庸後來說他也來看過要是新華社不買的話他可能會買下來。

隔了幾天鄧麗君約我們吃飯忽然提到要買房子的事。她說新華社各方面的關係較多,能否幫助她物色一套住宅。

根據鄧麗君的要求我們通過朋友給她在深水灣找到一套房子這就是現在的赤柱佳美道十八號她表示很滿意。在買下了赤柱的房子後,她約我們吃飯,談著談著,她忽然說:住在臺灣很煩,住在香港也煩,我想在內地買套房子,煩的時候就去住住。你們能不能幫我?

這更是出人意外接著她又說在中國的城市中我最喜歡蘇州很想在那媔R套房子。當她聽彭燕燕說我曾長期在江蘇工作後,便要我幫忙。我當時以爲她是隨便說說的,便姑漫應之。

不料過了一段時間她忽然打電話問我在蘇州買房子的事情有沒有消息這倒使我爲難了。其時我正好要回江蘇休假,就順便去了一趟蘇州。該市機關事務管理局的朱局長帶我看了一處地方,這是一套兩層樓的花園樓房,院子很大,但樓房非常陳舊,已近危房。朱局長說買下以後可以重新設計建造,買主開價要六萬元。我畫了個草圖,帶回香港。鄧麗君開始不相信六萬元可以買到一院住宅,接著說是不是現在就把錢彙過去?我連忙說此事要等她親自到蘇州看過以後才能决定,可能還要辦一些手續,現在急不起來。

1988
年春蘇州有個代表團到香港舉辦食品展覽地點在裕華國貨公司四樓。

我讓彭燕燕打個電話問鄧麗君想不想去看看鄧麗君一口答應。翌日,我們陪她到了裕華,服務員端來了幾盤蘇州糕點。鄧麗君顯得很開心,吃了不少。離開時,裕華的余老闆給每人送了一斤茶葉、一份糕點。我把我的那一份轉送給鄧麗君,她毫不客氣地收了下來。在走向電梯時,她忽然回過頭,又到幾位糕點師傅跟前握手致謝。我注意到這個細節,這表現了鄧麗君的禮貌與素養,也顯示了她對普通勞動人民的尊重。

當天晚上鄧麗君打來電話說她想請蘇州客人吃飯要我替她約定個時間。我因爲忙于其他工作,便請彭燕燕代爲安排。這次鄧麗君設宴在天香樓,是一家菜價很貴的酒樓。她對客人非常熱情,幷宣布說:我現在打算在蘇州買套房子,將來我要住在那堙A每天喝龍井茶,吃你們的糕點,該有多好!

內地的改革開放給鄧麗君帶來了新的希望。她幾乎淩亂地給自己編織了許多的夢:駐足長城,憩息水鄉,仰望故鄉明月,傾聽西部天籟,當然更多的是在億萬歌迷的掌聲中,再現風采,再鑄輝煌。她的夢幷非太虛幻境,而可能是當時最正確的選擇。只是由于有一個無形的網籠罩著她,她始終無法衝破。

4
、有關鄧麗君歌曲解禁的傳說

後來因爲某些原因我們與鄧麗君的聯繫漸漸變少了。但她的美好形象在我的腦海內久久不能消失。

我記得鄧麗君的歌曲是在文革後期傳入內地的。那時大多數人家沒有錄放影機,不具備聽歌帶的條件。鄧麗君的歌曲是口頭傳播的,傳播很快,特別是像《阿里山》一類的歌,不少人都會哼唱,上頭發現後,即下令禁止傳播。當時說鄧麗君的歌是黃歌,是靡靡之音;還講鄧麗君參加過國民黨的勞軍活動,是反共的。粉碎四人幫以後,這條禁令仍未廢止。

到了1984情况起了變化。從內地到香港的人員紛紛爭購鄧麗君的錄音帶,這說明海關已經解禁。于是,鄧麗君的歌曲像野火春風般在內地傳播開來。

這只不過是關係到一位歌星的事但人們似乎賦予它深層次的含義把它看作是內地社會更加開放文化上更加寬容的象徵。因而在香港引起了種種傳說。一種傳說是:有個中學生直接寫信給鄧小平,問爲什麽要禁鄧麗君的歌曲?小平同志在信上批了一句話:我也喜歡聽鄧麗君的歌。另一傳說是:鄧小平在接見香港立法局議員鄧蓮如時說:香港有個鄧蓮如,臺灣有個鄧麗君,我們都是本家。這些傳說無從證實,但肯定有附會的成分。小平接見鄧蓮如等人的談話記錄我是看到的,其中幷未提到鄧麗君。那時正是海外華人所稱的小平中興時代,小平同志在海外華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人們看來,只有具有豁達氣度與博大胸懷的鄧小平,才能爲鄧麗君正名,才能使鄧麗君的歌曲解禁。

種種傳說雖無從證實解禁却是明白無誤的事實。